暗金政治--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在美国，金钱正采取越来越复杂和间接的方式来影响政治，慈善基金会就是其中非常巧妙的一种方式。慈善基金会在美国政治中开辟了一条“暗金政治”的路径，让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更加精致和隐蔽。慈善事业是“没有选民的政治”：虽然它只在一个很小的精英范围内运转，但通过观念培育和精英网络，可以形塑政策议程和话语，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认知与偏好，从而释放强大的杠杆效应，将愿景缓慢地变为现实。

本书以政治社会学为视角，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分析基金会政治行为的理论框架：一方面，“以钱生智”，基金会通过“观念有机化”机制来选择有潜力的思想，投入金钱将其孵化为有影响力的政治观念，并在大众和政治家中推销这些观念；另一方面，“运作网络”，通过“精英社会化”机制来将精英结成网络化社群，引导其形成或接受特定观念，并以知识精英为先导来接触和影响其他社会精英。

i 序 

vii 机构名称和缩写 

1 引言

18 章 “双向车道”中的美国霸权

20 节自由国际主义

34 第二节如何赢得精英？

47 第二章 理解慈善基金会：财富、关系与权力

47 节“两幅面孔”

54 第二节两种权力来源

70 第三章 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

71 节权力运行机制

78 第二节护持霸权内外

95 第四章 在霸权核心

97 节形塑美国外交战略

143 第二节运作美国社会网络

196 第五章 在霸权外围

199 节形塑国际发展政策

242 第二节运作跨国社会网络

293 结语 

307 附录 

309 参考文献 

318 后记

银培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宗教与美国政治、非营利组织与国际关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在《外交评论》《复旦学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成果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曾获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超级博士后”人才激励项目、复旦大学“钟扬式科研团队”成员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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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的科学机构由谁来投资？美国的大学由谁来资助？美国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有何关系？美国对外战略的选择背后有哪些人员、财力和思想上的支持？

自构建起一个全球霸权以来，美国一直很注重对霸权“柔软面”的建设。也就是说，除了在军事和经济等“硬权力”上保持长期优势，还在制度、规范、知识、文化和价值观等观念要素上具有竞争力的“软权力”。

软权力的背后至少有两种“基础设施”的支撑：一是繁荣和有活力的知识生产体制；二是将知识转化为能协助政府在关键历史时刻做出正确战略选择的决策体系。

这两种“基础设施”在美国霸权的初创期并不主要由联邦政府提供，而是由意识形态左右两翼的慈善基金会通过“暗金政治”，即较少受法律限制的非公开资金而获得影响政治的各种运作，成为支持这两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台前或幕后“金主”。

书摘插图

   引言

    19 世纪末，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并在20 世纪初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近四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不仅经济实力扶摇直上，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军事实力更是除了苏联无人可望其项背，开启了一个绵延至今的“美国世纪”。作为罗马和英国之后罕见的霸权继任者，美国非常急于撇清自己与“帝国”的关系，自认为比过去的霸权国拥有更多的合法性。为此，美国创立了一套以规则型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名义上与其他国家一样受到秩序内普遍性规则的约束。由于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这种“自我约束”，人们使用“自由的霸权”“善意的霸权”和“共识性霸权”，或是“受邀请的帝国”“被同意的帝国”和“信任帝国”来形容美国在战后世界的角色。其中常见的一种表述是“自由的霸权”。简而言之，在美国历届领导者的设想中，它既非罗马式的军事帝国，也不是英国式的商业殖民帝国。美国应该是一个“更大、更好的大英帝国”，是历史上众多帝国的超越者。

谁来护持霸权的柔软面？

    以上这些设想都促使美国加强对霸权“柔软面”的建设。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对巨兽“比希莫斯”的理解，如果没有民众的意见和信仰，强者的权力便失去了根基。霸权有时意味着在权力分配上占据优势，有时意味着为他人制定行为规则，有时还意味着通过控制别人的观念来得到自己所欲的结果。“善意的霸权”显然需要更多地使用后两种、而非种手段。与既往历史上的其他霸权相比，美国霸权确实体现了“软与硬”的结合，除了在军事和经济等“硬权力”上保持长期优势，还在制度、规范、知识、文化和价值观等观念要素上具备有竞争力的“软权力”。在1945 年的旧金山会议上，杜鲁门表示：“无论我们的实力如何强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不具有‘为所欲为’的特权。”美国希望通过主动约束自己的权力，扮演一个“用户友好型”的超级大国，将自己的权力更“松散地”制度化，包括以一系列区域和全球多边主义机制来决定国际事务。 

    然而，即便在霸权的“柔软面”中，规则和制度也并未掩盖权力斗争的本质。首先，与以往相同的是，美国仍然追求在多边主义制度中的主导角色，让美国的强权柔化为一种“领导力”。在战后霸权建设中，美国的外交战略“不仅一直关注如何遏制共产主义，还关注着如何创造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使华盛顿在政治和经济实力优势的基础上来协调指挥”。其次，即便是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也认为，美国的多边主义原则是有双重标准和“适用范围”的，在欧洲和英联邦国家，美国更多使用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制度，而在亚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则选择基于“庇护—回报”关系的双边主义制度，甚至是扶植代理人、策动国内政变或直接武力介入等传统帝国主义手段。此外，在接纳了美国推广的规则或规范的国家中，其领导者和关键政策制定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美国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规训，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粉红国家（la marea rosa）。 

    是什么支撑着美国的“软权力”？本书认为，软权力的背后至少有两种“基础设施”。其一是一个繁荣和有活力的知识生产体制。历史学家奥利维尔·如恩斯（Olivier Zunz ）在《为什么20 世纪是美国世纪》一书中，从美国的内在政治与社会制度出发，认为重视实践的美国科研体系推动了美国的进步，市场的社会契约使中产阶级得以形成，不同种族的身份认同丰富了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这些因素使这个超级大国充满了活力。其二是一个将知识转化为能协助政府在关键历史时刻做出正确战略选择的决策体系。美国在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接替英国成为领导国家是促成美国走向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美国自身的实力优势与世界政治的变局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经过短暂的争议，美国抓住了权力转移的契机，从孤立主义转向干预主义政策，深刻地改变了国际秩序，奠定了在权力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那么，美国的科学机构由谁来投资？美国的大学由谁来资助？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是如何形成的？美国对外战略的选择背后有哪些人员、财务和思想的支持？构成软实力的“基础设施”在霸权初创期并不主要由联邦政府提供，时至今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私人部门和志愿部门规划和赞助。

    美国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公民志愿组织和竞争性选举是公共生活的两大根本特征。作为一个信任私人力量胜过政府权力的国家，美国在“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信仰下，并没有发展出庞大和专业的官僚体系，许多今天看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在早期都由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公民志愿组织完成。美国的志愿组织运作得十分有效和持久，并且具有鲜明的私人性、地方性、非正式性和分散性特征。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横向”性组织的团体比“纵向”性组织的团体更能培育维系健康民主所必需的“面对面”关系网络，他在这个理论中将美国的公民志愿组织看作横向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然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却认为，美国志愿组织并不似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独立、自发和分散。相反，早在美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前，就已经有了制度性和跨地域性的大型公民志愿组织。并且，大型志愿组织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宪法辩论和福音运动对公民的“训练”，甚至它们在组织模式上都模仿了代议制政府的结构。 

    因此，独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关于联邦政府在公共问题中应掌握多少国家权力始终没有定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北战争的爆发。美国始终缺少一个集中的力量来推动在欧洲国家相继形成的福利国家制度。与社会福利类似，美国的知识生产制度、政策咨询制度、应急灾难救援制度，以及国际援助制度，背后都有大量私人资金和组织的参与。公民在观念、道德和信仰需求上也并不依赖政府。美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相互扶持和襄助的共生性伙伴关系，商业团体、公民志愿团体和政府机构都被广泛地看作解决公共问题的行为体。早期的美国联邦政府在公共问题处理上一直遵循“小政府，大社会”原则，直到19 世纪仍将各种私人行为体提供的非标准化社会服务的差异进行合理控制，使它们互相之间形成多元竞争而非正面冲突。

    美国大型现代基金会在次世界大战前后大规模建立，利他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战后基金会的勃兴。从利他主义动机看，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期间积极推动了以军事为导向的公民志愿服务。战争结束后，非军事志愿性组织蓬勃发展，并深入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实用主义动机看，隶属于志愿性组织的慈善基金会得到了国会立法的保护：1917 年的《战争收入法》和1918 年的《税收法》的通过免除了个人向慈善机构捐款的税金。1936 年，美国税法允许慈善捐赠的公司扣除高达5% 的税前收入。为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私人财富来研究社会问题的根源，并找到使用结果的方法改善政策。卡尔和卡茨分析说，美国政府从批评私人捐助者的立场转变为支持私人捐助者的立场：“尽管美国国会对私人捐助缺乏信任，会定期安排审查，但美国各级政府都积极寻求私人捐助者，其中包括基金会，来为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提供研究资金。”到1924 年，美国私人捐助者的年度慈善捐款达到20 亿美元。 

    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决策体系中，基金会是一种扮演显要角色的社会行为体。一方面，基金会通过国内资助对美国的知识生产体制及其智力成果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这包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民间组织和民众的国际问题视角的全面形塑作用。1973 年，霍奇森（Godfrey Hodgson）在《外交政策》上撰文回顾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认为三大群体构成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建制派”：一是纽约的跨国律师、银行家和企业高管；二是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三是精英大学的学者和基金会负责人。基金会与学术界一起，为美国战略和政策提供客观、科学和权威的知识来源，承担着生产知识、提供信息与形塑观念的功能。美国国内的精英大学、智库网络、利益集团，以及形形色色的公民志愿组织背后都有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基金会资助的痕迹。

    另一方面，基金会通过国际资助来接触其他国家的知识精英和各类社会精英，对其所采纳的发展政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跨国舞台上，富有的基金会甚至凭借财富绕过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在冷战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系列和福特基金会对拉丁美洲、非洲、东欧、中欧和亚洲的社会科学、公共卫生和农业发展等公共事业产生了全面影响。冷战过后，美国基金会的跨国资助以更市场化的方式继续进行。2001 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 ）提出“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 ）概念，用以形容慈善基金会通过商业化的策略来解决其他国家公共问题的行为。2006 年，经济学家马修·毕晓普（Mathew Bishop ）进一步将“慈善资本主义”一词阐发为“用慈善事业结合资本主义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概念暗示着，慈善的动机与资本主义的工具相结合，可以动用私人力量来参与其他民族国家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基金会的影响力可以像资本主义一样实现“全球化”。 

    基金会登上政治舞台是市民社会在民族国家内部和全球舞台上力量崛起的一个侧面。在20 世纪早期，市民社会或许只是政府和企业的一个“小伙伴”，但这种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而市民社会中富裕的基金会的崛起正在形成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它在某些领域塑造社会议程的能力甚至可以超越政府。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 ）所言，现代国家重要的力量之一是其基础设施能力。也就是说，除了强制性的武装力量、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经济权力之外，国家的权力还包括深入社会并吸取合法性和大众信誉。葛兰西也认为，私人机构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基础，是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国家机构的精英组织和私人部门的志愿组织创造了相互渗透的组织和网络，形成了支撑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力量的基础，对于现代生活的每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渗透的网络要求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重新评估和审视国家与私人部门的关系，并更好地理解权力在美国这样的现代民主国家运作的方式。

前言

序

    慈善基金会（又称公益基金会、公益慈善基金会、慈善信托、捐赠基金，总称基金会）指其资产主要来自私人捐赠以及部分来自社会集资，设董事会独立管理，通过拨款资助和直接参与等方式致力于社会公益慈善目的之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慈善捐赠的历史或基金会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中东、希腊、罗马和我国等文明古国。美国虽非慈善基金会的发源地，却是慈善基金会发展的集大成者。在所谓“镀金时代”的20 世纪初横空出世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开创了现代大型私人慈善基金会的先河，美国也迅速成为世界上慈善基金会发达和成熟的国家。数以万计的大小不等、名目繁多的慈善基金会拥有巨额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为美国社会及其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各种改良、改造甚至拯救方案；而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面向的大型慈善基金会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也扮演了“游说者”“咨询者”“试水者”“合作者”“辅助者”“监督者”和“批评者”等多种角色，成为美国海外扩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形成过程中的推手和护持。慈善基金会研究业已成为美国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然而，相对于国外关于美国基金会不胜枚举的研究论著，国内的相关研究不仅滞后而且单薄，且以政策性研究为主导。专著类研究成果主要有资中筠先生所著并多次增补修订和重印再版的《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版）、本人同门师兄韩铁先生所著《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以及冯立冰研究员所著《基金会、冷战与现代化：福特基金会对印度农业发展援助之研究（1951—197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等。其中资中筠先生和韩铁先生的著作我比较熟悉，资中筠先生的著作论及美国基金会源起、发展、运作、演变和评估，是兼具理论和个案的全景式研究，并且关涉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韩铁先生的著作基于其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福特基金会的个案研究，其中大量运用了作者本人先发现的福特基金会相关档案和其他一手文献，具有很高的资料和学术含金量。此两部著作都是关于美国基金会研究的力作，为该领域的后学树立了学术标杆。

    银培萩博士所著《暗金政治——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是关于美国慈善基金会研究的新著。该书主要基于政治学/ 国际关系学和社会学理论，别开生面地选取慈善基金会兴起与美国国际霸权的发展轨迹和互动关系作为研究问题。作者认为，支撑美国霸权有软硬两种实力，其中软实力背后至少有两种体制性力量：一是相当发达且具有活力的知识生产体制；二是将知识转化为能协助政府做出战略选择的决策体系，而意识形态左右两翼的基金会通过“暗金政治”即较少受法律限制的非公开资金而施展影响政治的各种运作，成为支持上述两种体制性力量的台前或幕后“金主”。透过剖析“权力柔软面”在护持美国霸权形成和推进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本书填补了“美国世纪”叙事和“美国霸权”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学术空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研究在国内主流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是在剖析基金会权力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的新解释框架。作者认为，基金会实施政治影响，主要是通过以观念为载体的“观念有机化”和以人物为载体的“精英社会化”两大机制，前者指通过培育、传播和运用观念来取得政治影响力的机制；后者指使精英社群理解、接受、内化某些观念，从而建立精英网络并通过网络扩散来影响决策的机制。然而，绝大多数慈善基金会均是所谓“散财”机构，通常并不直接运营和从事具体项目，因此从基金会到政治决策，需要通过某种中介或网络，于是作者便提出将“金智复合体”（慈善基金会—智库复合体）作为中介的方案，使智库在护持美国霸权中的作用也成为本书的研究重点。其实这些权力中介和网络要比“金智复合体”复杂广泛得多，涉及整个权力建制或（东/ 西部）权势集团，包括所有那些举足轻重的非政府组织、游说团体和大型传媒，显然因便于撰述，作者采取了聚焦极具隐形政策影响力的“金智复合体”的这一研究策略。

    在分析了基金会权力机制之后，本书又进一步归纳和诠释了慈善基金会扶持美国霸权的四种机制。作者认为，扶持美国霸权的目标可以拆分为“霸权核心”和“霸权外围”两个层次，基金会护持美国霸权亦由此形成由内向外的四种机制：在“霸权核心”的“形塑美国外交战略”与“运作美国社会网络”两种机制；以及在“霸权外围”的“形塑国际发展政策”与“运作跨国社会网络”两种机制。通过此四种机制的互相配合与共同运作，美国基金会所倡导和生产的理论、观念和知识被加工成为政策方案，并且通过霸权外围的以知识精英为主导的社群网络或某种“（社会）科学殖民主义”方式输出或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际应用，从而以比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更柔软、更精致以及潜移默化的方式护持了美国霸权。全书共分五章和结语。在本书前三章理论建构的基础上，作者在第四、五章分别就基金会或“金智复合体”在霸权核心以及霸权外围两个层面的具体实践，对基金会在对外推销和输出美式价值观，赢得各国精英及培育当地精英群体方面的项目和影响作了个案考察，并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基金会在美国霸权扶持中并非甚至主要的角色，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之争以及美国社会左右两翼的极化，但却代表着美国财富精英的共同意志，即“拒绝任何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霸权构成本质威胁的行为”。因此，作为“使美国制度富有弹性的缓冲力量”，左右两翼的慈善基金会竭力维持美国精英阶层的默契和共识，并且“有组织、成体系、长时间”和始终如一地对外输出美国主义价值观，以此来延续“美国世纪”和美国霸权。“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传1：9] 当前，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人类社会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值此之际，本书对我们深入研究和总体了解美国基金会的运作及其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就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金会与美国霸权的形成和护持》的基础上经过大量增补修改而完成的，该博士论文曾被评为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总体而言，该书不仅是目前国内关于美国基金会研究的优秀研究成果，而且是一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佳作。作者受过系统的国际关系学训练，故能在各种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间穿梭往返、游刃有余；本书叙述流畅，文字老练，观点不落俗套，论述可圈可点，比此前博士论文更加丰满成熟，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不过本书亦存在不少可商榷和改进之处，此处略举数端。一是本书理论框架的解释力问题。如上所述，本书对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框架，但该框架的解释力随着研究视线从霸权中心向霸权外围的推移而有弱化趋势，这固然与更广范围的更复杂因素以及作者对国别区域和议题的研究能力有关，恐怕也符合学术理论观点的解释力随其涵盖范围的延伸而递减的一般规律。因此，加强对有关国家、地区和议题的个案、实证和档案研究以及对基金会的实地访谈和调查应成为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二是对美国基金会的评价问题。作者称本书的宗旨之一是要纠正关于美国基金会研究以及大众的若干认识偏差，如用某种善恶二元论来评价基金会的属性，这是非常正确的研究态度。美国基金会五花八门，评价也因其各种差异而有很大出入，即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作者选取的主要是巨型且具有国际取向的基金会，而且聚焦于其霸权扶持的属性并加以揭露和批评，持论完全成立，而当前俄乌战争和冷战回潮的地缘政治格局，无疑更加深了人们对美西方基金会上述政治属性的印象，但这却不足以呈现基金会的历史全貌。因此，人们就需要在“所有团体并非道德”的尼布尔式政治伦理观的基础上，不仅对形形色色的各种基金会进行鉴别和区分，而且对同一基金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项目进行鉴别和区分，尤其是当这些项目涉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卫生防疫、生态环境、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反贫困等时，否则关于国际合作的任何议题和可能性都会因参与方来自意识形态不同或对立的国家而难以成立和实现。因此，我们应结合目的、手段、结果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等多种因素，来对美西方基金会的作用做出更全面和公允的评判。

    三是在该领域加强以我为主的研究。我们既要注重美国基金会作为使动方的主观意愿的研究，也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作为受动方的主观能动性的研究。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使动方和受动方的位置往往会发生攻防转换，受动方选择、利用、加工、改造和重塑使动方提供的资源、理论、观念、知识和符号来达到自身之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复制或全盘照搬美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产品，而使动方的愿望与现实之间也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这类例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基督宗教在华传教运动的社会贡献就远远大于其宗教成果。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在培育自身的掘墓人一样，美西方基金会和智库的发展也在不断催生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目前，我国包括基金会和智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也将更多地面临自身作为“境外非政府组织”的问题，因此我们更需要对基金会、智库等境外非政府组织作出较为平衡和更加细分的评价。值得关注的是，美西方的“金智复合体”不仅生产护持霸权的观念和知识，而且我们通常批判霸权的观念和知识往往也来自同一生产体系，以至于有人调侃说美国霸权是被自己骂出来的霸权。因此，我们需要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和长期战略对这一体系做出独立评判、取舍和应对。

    四是注释等学术规范问题。本人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曾亲炙的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有一句名言，即“文章见识力，注释见学力”。与历史学等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科不太注重注释，而在互联网时代学术论著中“繁丰细密”的注释已属多余，因此有的青年学者干脆奉行“极简主义”，对重要引语和数据等不注明出处，或虽注明出处却不标注具体页码，重要的学术论著被视为专业领域的“共有知识”亦不加注，并且外语注释不按国际标准且前后不一致，等等。本书稿虽经修订但仍有这方面的瑕疵。注释不精是目前学界较普遍的问题，所以此处再次提出来与作者共勉，以期进一步树立尊重学术规范和对读者友好的态度。

    本书作者银培萩博士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为数较少的“全过程学生”，前后共花10 年时间从本科生一直念到博士后研究生。她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曾访学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并与导师合作获得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等奖项。目前银培萩博士已作为青年副研究员正式加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和本人主持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及中国国家安全研究团队，并且正在从事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宗教类基金会智库复合体的政治影响机制研究”等课题的研究。作为银培萩博士在本校就学期间的全过程指导教师和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本人在此对本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同时也期待银培萩博士在新的工作平台上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徐以骅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  

爱德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理事  

上海市政府参事  

2022年3月3日于上海西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