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土耳其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2015年10月下旬，盘古智库代表团对土耳其出访调研，这次出访使调研组对土耳其的印象有了很大改变：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世俗化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历史遗产、地缘政治、经济体量、人口结构、未来的发展潜力、“一带一路”战略的节点位置等，土耳其的重要性都被大大低估了。

我们重新“发现”了土耳其，也随之产生了对其认识匮乏的问题，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相互认识得太少，了解得太少。

基于此，本书从土耳其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土耳其的经济与中土经贸关系、土耳其的政治与外交等多个角度全面地介绍、剖析土耳其，使读者对土耳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对目前的中东乱局有一个初步的观感。

l  目 录

章 大选之际看土耳其

背景：走近土耳其 //003

向西或向东：土耳其的对外战略 //008

走向“新奥斯曼主义”的土耳其 //014

地缘优势与土耳其的周边外交 //018

中国与土耳其的特殊关系 //024

结论 //030

第二章 土耳其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

土耳其加大“母语”学习比重是文化倒退吗？ //035

土耳其、“欧亚主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040

奥斯曼之镜：中土两国历史上的相互观照与认知 //047

为什么有些土耳其人反华？ //053

第三章 土耳其经济与中土经贸关系

由中土经贸关系解读G20安塔利亚峰会的主题 //061

土耳其中资企业之发展调研报告 //070

第四章 土耳其政治与外交

“放羊的苏雷曼”：土耳其的不老传说 //083

埃尔多安、总统制与土耳其的未来 //089

土耳其对“伊斯兰国”组织动武为哪般？ //098

土耳其击落俄战机，让人捏一把汗 //105

土耳其与欧盟的游戏 //108

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的背后 //111

第五章 中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要点

     （2016—2025）

土耳其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117

土耳其外交战略及其对华政策的特征 //124

未来十年中土关系时间线 //131

中土关系前景及政策建议 //138

结语 客观认识土耳其的五大优势与五大问题

附录 近期中东局势与溯源

近期中东反恐局势不容乐观 //151

中东危机的历史根源 //158

现代化进程中的伊斯兰文明 //166

伊斯兰教与现代性 //173

土耳其攻击俄罗斯，为何割地赔款的是中国？ //179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副主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东近现代史、突厥语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国内外课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十多篇，著有《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曾获北京大学第十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有合著、合译作品多部。

    易鹏，盘古智库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副理事长，著有《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易鹏谈区域经济系列》《低碳真相》等。

    李玲飞，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盘古智库研究员、西安培华学院副教授。在《国际政治研究》《德国研究》《辽宁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执笔《中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要点》等多篇课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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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耳其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

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人的身份和认同（Identity& Identification）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不居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经常地就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我们处在绵绵不绝的时间洪流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个人或群体都要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总要不断地回到自身，重新地提出“我（们）是谁？”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是这样，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应该也是如此。

土耳其加大“母语”学习比重是文化倒退吗？

    2014年8月，刚当选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的一次宗教理事会的会议上提出，必须把奥斯曼语的学习作为高中的一门必修课。这在土耳其社会引发了一场有关文化与传统复兴方面的争论。应该说，土耳其的这个问题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尽管形式可能不同。

东方民族的现代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总是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保持自身特性方面感到纠结。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纠结可能还更加剧烈。这样往往就形成不同的改革派别，主要有调和派和激进派的区分。调和派认为自己的传统是好的，只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行，自己的好文化和好传统得留着，在中国这叫“中体西用”，在伊斯兰世界这叫伊斯兰现代主义。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比如在中国是胡适、陈序经等人的主张，在土耳其就是凯末尔党人的主张。

土耳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确实经历过全盘西化，那是凯末尔党人在1923年建国后推行的激进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民俗、服饰等方面全面模仿西方。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字改革，即所谓的拉丁化改革。这是土耳其追求现代性的一个激进步骤。甘阳曾经说，土耳其人的文字改革造成其后代完全看不懂自己的古代、近代文献了，完全割裂了历史，属于文化上“自宫”式的现代化。

改革前，奥斯曼土耳其文是由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奥斯曼文主要是书面语。对于阿拉伯字母，如果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是很难掌握的。即使掌握了阿拉伯字母，也不见得就能看得懂奥斯曼文，尤其是十九世纪以前的奥斯曼文，那是杂糅了很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的，尽管句法上基本是突厥语的，但如果没有相当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基础知识，要熟练看懂古典奥斯曼文也绝非易事。

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作为土耳其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也不难理解。其实，有很多民族在近代都有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拉丁化的想法，目的无非是想使自己的学生更容易接受西文和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就连不是字母文字的汉文，也有人在清末民初想使其拉丁化。我们自小就通过来自西方字母的拼音的帮助来学习汉语的发音。现在网络时代的线上交流，也经常出现用拼音聊天的情况。因此，拉丁化不是土耳其的特有现象。

再举个例子，许多中亚国家曾受俄国及苏联影响而长期使用西里尔字母。哈萨克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改为拉丁字母，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改用俄语使用的西里尔字母。冷战结束后，他们又想摆脱俄语影响，把自己的文字拉丁化，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字现在都拉丁化了。但这个过程会很缓慢，因为会人为地造成大批“文盲”。毕竟，文字的使用也是有依赖性的，要不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依靠特殊的权力，激进的文字改革很难推行。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土耳其为什么又要重提奥斯曼语的教育呢？埃尔多安给出的理由并不难理解，他认为，恢复奥斯曼语学习的教育政策，是土耳其恢复其自身“根源”的必要步骤。拉丁化已经使得数代土耳其人根本看不懂之前的历史文献，更读不了他们祖先的碑铭。埃尔多安把废除奥斯曼文形容为切断了土耳其的“颈静脉”，结果是“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级科学素质的民族，竟因为这样一个灾难而丧失了它的智慧。”

可以看得出来，过去对奥斯曼文的“革命”和现在对奥斯曼文的复兴，其理由和逻辑是相似的。过去是为了现代化，接近西方，现在现代化已经实现了，但民族的文化之根长期断裂也不健康。因此，恢复奥斯曼文的教育，也是为了使民族更加健康、完善和进步。这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胡适曾说，全盘西化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一心一意地搞西化，终能得个50%的成效就不错了。

土耳其全盘西化那么多年，不但没有变成西方，还出现了传统的复兴，这个倒是符合亨廷顿的观察。一个走西方化路子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日子过好了，还会回来“认祖归宗”，从传统中找根源的。无论是亚洲价值观还是伊斯兰复兴，这些现象逻辑上都很相似。

土耳其自凯末尔时代就推行西方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加入西方阵营，由成为北约国家到追求加入欧盟，世界上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曾经铁了心向西方靠拢的国家了。但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形势，其从一个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一下子好像又孤零零的了，在西方阵营里的重要性下降了，原来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不合适了。土耳其人当然得重新定位自己，得重新看世界。

土耳其看来看去，决定要成为一个黑海、中亚、中东、欧洲之间的“中枢国家”。为此，在外交上要重视周边，不能再紧盯西方，在内政上要调整全盘西化的路子，土耳其是个伊斯兰国家，不是西方国家。土耳其以前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调整了，尤其是随着土耳其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兴中产阶层。他们过去在凯末尔主义的国家结构里长期被边缘化，现在通过民主化进程逐渐掌权了，他们更为珍爱自身传统，对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化一向持保留态度。他们现在掌握国家权力了，自然是要审时度势、谋划新规。土耳其这一内外政策的调整，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

客观地说，土耳其正在走的是一条国家“正常化”的路子。毕竟，土耳其过去的内政、外交政策是有失偏颇的。不久前，主要由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组成的国家教育理事会已经投票支持将奥斯曼语作为宗教高中的必修课，并将其设置为普通中学的选修课。这个做法并不激进，又不是要废除现代土耳其语，就跟中国学生要学古汉语类似，有何不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认为，把奥斯曼语作为土耳其学生的必修课，有利于恢复凯末尔党人的激进改革造成的土耳其人与其传统和过去的断裂。这个看法是很客观的。

不过，埃尔多安推动奥斯曼语的举措，在土耳其境内也引发了批评。反对派表示，埃尔多安此举是要让土耳其的孩子们失去“质疑世界的能力”。“他们想把土耳其变回一个中世纪国家，但他们永远不会成功！”其实，这些反对派只说对了一半，埃尔多安不一定想要把土耳其变成一个中世纪国家，但就算他想，也确实不会成功！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有那么高的威望和支持率，不能不说，他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昝涛，原文刊载于“澎湃新闻网”之“思想市场”栏目，2014年12月17日）

土耳其、“欧亚主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4年年底，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了一个中俄两国青年学者的培训班，期间，笔者讲了一个题目，叫“土耳其与欧亚主义”。确切地说，“欧亚主义”这个概念与土耳其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进笔者的视野的。不过，当时笔者主要还是从“新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这两个角度来讲土耳其的国家定位，认为“新奥斯曼主义”是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的支柱之一，对所谓的“欧亚主义”只能说是有一些模糊的感觉。近来，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时代命题的刺激，笔者又重新将原来的“命题作文”翻检出来，希望能够从某种思想史的角度，再做一番思考。

1.作为一个概念的“欧亚主义”

初接触“欧亚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多年前在翻译一篇与苏联发展有关的文章的时候。“欧亚主义”（Eurasia）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俄出现的，在苏联解体后得到复活。“新欧亚主义”的代表是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欧亚主义”这个概念，学术界一般是将其与俄罗斯的文明、国家定位联系起来看的。关于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一向存在“西方的VS斯拉夫”之争。说到底，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在俄罗斯的表现形式罢了。

“西方的VS斯拉夫”这个争论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西方化”与“斯拉夫主义”的分歧。这个分歧发展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时候，就逐渐成了“大西洋主义”与“欧亚主义”之争。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cists）认为俄罗斯应该认同西欧与美国阵营，而欧亚主义者（Eurasianists）强调的是东欧与中亚对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在1945—1990年间，所谓的大西洋主义者认同的是西欧或美国，而在1990年以后，大西洋主义者已经不再区分西欧或美国，而统一地将其视为一个“西方”。关于俄罗斯这一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已经有很多学者谈过，其中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也谈得比较详细。

2.追求现代化的土耳其

对土耳其这个国家来说，问题是有相似性的。不过，“欧亚主义”这个词是在冷战后逐渐传播开来的，迄今为止在土耳其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要讲清楚土耳其的这个故事，还需要插播另一段政治思想史的内容。

一般的中国读者都知道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革命和激进的西方化改革，不过对于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人来说西方化主要还是体现在内政上，外交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奉行的是某种孤立主义的政策。至少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开始，在土耳其就出现过关于国家发展的不同思潮。整体而言，占据主流的都是支持现代化或变革的，都意识到再不搞改革国家就不行了。不过，在改革的思路上又存在较大差异，可以大致分成“部分西化派”“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全盘西化派”。

“部分西化派”是早期的改革主义者，类似中国的洋务派，他们相信西方的优越性，但是无力挑战国内的既有体制，终形成的是一种本土和西方并存的“双元结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在思想上更为成熟和深刻，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用”二元论者，而是坚信西方的优越性从伊斯兰传统中就能找到依据，从而在总体上支持现代化，但不相信西方的价值优越论，认为伊斯兰与现代化不矛盾。“全盘西化派”以青年土耳其党人（早期的凯末尔主义者也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一部分）为代表，他们将传统视为进步的障碍，意欲以一种秋风扫落叶式的狂飙突进方式将土耳其提升到欧洲文明的高度，与“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心思严肃谨慎地评判自身的伊斯兰传统。

从国家对外战略的角度来说，二十世纪初的土耳其还迷失在西方化、“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交织的复杂选项中。“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泛突厥主义”意识到中东地区穆斯林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离心离德，把注意力转到内陆欧亚地区及广大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身上，梦想着将这些人团结起来，复兴或建立一个所谓的突厥帝国。早传播这种想法的是俄罗斯统治下的鞑靼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人后来移民到了土耳其，对“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泛突厥主义”无论是在中亚、伏尔加河流域、克里米亚，还是在土耳其，都失败了。终，几经起落，“泛突厥主义”在当下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结；少数民族主义者的幻想；土耳其对内陆欧亚地区的政策的某种精神内核，却又不得不去加以掩饰。

3.“无所适从”的国家？

在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理论的阐述中，他重点提到了俄罗斯、土耳其与墨西哥，说它们属于典型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在从事这项事业（指现代化）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今译凯末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对于俄罗斯而言，重要的问题是自己到底该在欧亚认同还是西方认同之间做出选择 。

在亨廷顿看来，土耳其、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整体上可以看做一个内部具有文明一致性的实体。也就是说，俄罗斯是东正教文明，土耳其是伊斯兰文明，在它们的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自身文明圈意义上的断裂，但其在对外的地缘和文明定位上，却面临“无所适从”的窘境。

4.从“泛突厥主义”到“欧亚主义”

1923—1945年的土耳其处于孤立主义阶段；1945—1990年的冷战时期，土耳其一边倒地倾向西方阵营；冷战末期以来，土耳其面临重新建立国家定位的问题。由于世界格局和地区形势的改变，土耳其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必须重新寻求一个新的国家战略。

冷战后，土耳其重新寻求国家定位的过程充满了矛盾性。由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些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讲突厥语的，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叶，有相当一部分土耳其人认为可以复活“泛突厥主义”的梦想，建立一个从伊斯坦布尔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盟。土耳其的总统厄扎尔、德米雷尔都曾致力于此，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中亚国家对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企图抱有很深的疑虑，这些国家对土耳其要在苏联之后做“大哥”的想法很是反感，尤其是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态度更为明确。这使得土耳其不得不收缩其战略图谋，尤其是尽力避免在政治上和国家间关系上过多使用“突厥元素”，而将“突厥元素”主要注入文化、教育、民间交往等软性领域。当然，这一做法在中亚国家民间还是取得了良好效果的。

在上述策略调整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运动的代表杜金“瞄上”了土耳其，他将其运动和思想输出到土耳其，并在近十年间吸引了不少土耳其的学者、知识分子、媒体人士、政党领袖、非政府组织的兴趣，甚至在军方也有其拥趸。

杜金针对土耳其的“欧亚主义”宣传主要是强调建立土耳其与俄罗斯的亲善关系，形成在欧亚地区的互补与互助，建立所谓的“土俄轴心”。“欧亚主义”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精英来说，现在是作为“泛突厥主义”的替代物来使用的。以土耳其只是作为一个地区性国家的实力来说，其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主要还是在讲突厥语的不同国家。以“欧亚主义”这个区域概念代替“泛突厥主义”这个令多方不安的提法似乎更好，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5.土耳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土耳其现在是世界第16大经济体，是G20的重要成员国。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中陆军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也是综合实力强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有一个百年梦想，就是能够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2023年）将经济实力提升到世界前十名。而当前，土耳其面临多种困难与挑战，如国内政局不稳、地区外交陷入困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等问题。

针对内陆欧亚地区（Central Eurasia），土耳其的战略主要还是立足于扩大市场份额，将自身打造成为该地区丰富能源的转运通道国家。同时，利用语言、宗教、种族、历史等方面的软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方面可参考居兰（FetullahGulen）运动在中亚的活动。

在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从我国新疆往西一直到伊斯坦布尔的这片广阔区域中，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且特殊的角色。2015年7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华。中土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多次提到要将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相对接，将中国的倡议与土耳其的全方位发展计划相对接。根据笔者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土耳其近年来提出的“中间走廊”（Orta Koridor）是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交通网络（Ulasimagini），覆盖的范围是从土耳其、阿塞拜疆经里海（HazarDenizi）一直到中亚和中国。

同为新兴经济体，同为G20的重要国家，一个是世界性大国，一个是区域性强国，共同经历过百余年来的痛与泪，走到今天都殊为不易，而中土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尤为重要。

（昝涛，本文刊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9期; 本文系盘古智库“土耳其与中亚研究系列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为了阅读的通畅性，发表时删去了有关注释）

奥斯曼之镜：中土两国历史上的相互观照与认知

1.近代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观感

几个世纪前，亚欧大陆有两个大帝国：东亚的中国及西亚的奥斯曼帝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两个帝国没有太多接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伊斯兰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天下”观念颇有相似之处：非穆斯林是蒙昧的，非华夏是野蛮的。不过，伊斯兰文明对世界有扩张欲，华夏文明在到达其自然地理的极限后就进入到较为封闭的状态。在传统时代，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遭遇，在技术上大致是对等的。

接下来便是帝国崩溃、传统帝国秩序遭遇欧洲民族国家新秩序挑战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奥斯曼土耳其人来到东亚，对日本、中国进行了访问，并且留下了一些游记类的文字。通过考察这些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土耳其穆斯林如何看待东亚。简言之，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赞赏日本，认为日本潜在的是一个理想的穆斯林民族与国度；与此同时，他们非常鄙视中国，认为中国大而虚弱，人多而散漫。

他们赞赏日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日本人实现了国家的进步和强大，甚至打败了曾经强大的中国和自近代以来一直强大的俄国；二是日本人非常文明，为人彬彬有礼；三是日本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丢掉自身传统。初步认识了日本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进一步断言：只有日本有能力带领东方人走向进步并战胜西方人。

而对于中国，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很多记载和断言。他们的普遍感受是中国没有法治、没有秩序，尤其是中国人卑俗又不懂礼貌。这些都与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土耳其的旅行者在自己的记述中表示，他们在中国没有看到希望。奥斯曼土耳其人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的观察，渗透着他们对东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自我观照。这个意识在西方占主导的世界现代史上，成为东方民族的普遍忧思，至今依然如此。

2.土耳其对近代中国的镜鉴作用

与此同时，在那个帝国崩溃的时代，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的中国，也在睁大双眼，寻找适合自身学习的改革榜样。日本、土耳其、俄罗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镜鉴作用，而土耳其的角色被长期忽略了。土耳其与俄罗斯一样，被中国当作了老大帝国不进则退的典型，日俄战争时期及之后的俄罗斯、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土耳其，都是中国想避免的国运，并因此而引起了当时中国精英的研究兴趣。日本是中国一直要效仿的，土耳其式的命运是要避免的。

与中国不同的是，土耳其在从奥斯曼帝国转型到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分崩离析了。主导民族突厥人还在小亚细亚，但是阿拉伯、东正教诸民族、亚美尼亚等帝国其他广大领域上的原本的民族、大片的领土都在次世界大战后被列强瓜分并肢解为多个新的国家。如果说俄罗斯革命带给中国的主要是政治革命的示范——无论是沙皇时代的立宪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是后的革命，在中国都得到了一一复制。那么土耳其革命给中国精英带来的主要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即对“亡种亡国”的担忧。中国参与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就有着避免走土耳其老路的考量，这在推动参战为积极、也有效果的梁启超身上有很多体现。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赢得了民族独立，这令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兴奋。一个走向帝国主义的日本不足效法，一个新的独立的土耳其给了很多中国人以希望。同时，中国人也开始追问：我们的凯末尔在哪里？土耳其或许可以成为亚洲的新领袖?

土耳其革命与俄罗斯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精英的行为，他们开始全力追求政治革命甚至是暴力的政治革命，将对政治制度的暴力颠覆当作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这种被催发的激进主义心态反映为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国人都有着不切实际的一蹴而就的期待。有学者将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近代史概括为“一场迟误的改革引起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之所以感觉“迟误”、感觉“慢”，不是真慢，而是跟不上人们的期待，尤其是跟不上后世的期待。国人总想着一夜之间就能改天换地，而忽略了国家建设的技术层面。将治国的大多数“技术”问题予以泛意识形态的浪漫解读、“一蹴而就心态”与既得利益集团成为阻碍中国真正进步、导致中国不断陷入革命周期的三大因素。

3.新世界主义时代的共同挑战：资本和主义

在中土两国各自在混乱中求生存的民族国家时代，尤其是冷战时期（1945—1990年），两国分属不同阵营（土耳其倒向西方阵营）。冷战的结束，导致民族国家意识上升，与此同时，世界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全球化时代，新世界主义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新思维。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秩序，是一个资本穿透了民族国家壁垒的时代。一方面，每个国家都要重新认识自我；另一方面，新的力量开始集结，比如TPP这样的秩序塑造。在融入全球化这一过程中，中土两国遇到了新的问题。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中国为世界进行生产，但与土耳其之间的资本渗透并不大，相互投资很少，两国都与发达世界紧密联系，从而具备全球化格局中的同构性。因此，中土两国具有竞争性，同样搞出口替代，同样吸引外资，同样在不发达地区获取能源，等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和土耳其是并列的，只是体量上的差别。

但是，两国在意识上有所不同。土耳其的世界意识更强，土耳其是北约和西方阵营的成员，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有者。中国强调的是自己的特色，一方面愿意利用国际资本，另一方面还要避免被“和平演变”，防止出现政体西化。中土在“东突”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样：土耳其使用的是西方的话语，即荒谬地认为这是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的概念；中国使用的是民族国家话语，即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样，两方面的沟通必然出现问题。

在新世界主义的思路下，单个民族国家很难应对一些新的问题。例如，资本的全球化和相对独立性不受民族国家的制约；形成以资本为基础的亚秩序（比如TPP），进而影响世界新秩序的生成；恐怖主义和主义的全球化，也挑战着民族国家。在此情境下，中土两国在应对资本和主义的挑战方面，有合作的必要，因为两国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

4.结论和启示

在“天下帝国”时代，中土两国是平行的交往、偶然的接触。在“民族国家”时代，“天下”秩序和伊斯兰世界观都遭到了挑战，中国和土耳其都要适应在国家间关系基础上的新秩序。这个秩序既不是民族国家单打独斗的秩序，也不是已经形成了世界宪政的秩序，而是居于两者之间，可以说是某种新的“大国”秩序。在这期间，中土两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求出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与马列主义等都是药方。在新世界主义时代，资本和主义都使民族国家成为被挑战的对象，但新时代的特征也使得中土两国出现了可以合作的必要空间。谋求某种更为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成为中土两国共同的需要。

（调研组研究成果，由李玲飞执笔）

为什么有些土耳其人反华？

近土耳其的反华活动很惹人注目，包括游行、袭扰游客，打砸中国商家等实际动作，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土耳其各种媒体上的反对中国的言论。很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笔者打听这些事情，也希望笔者发表一点评论。大部分情况下，笔者越来越希望避免就这些事情发表言论，因为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水面上的浪花，是现象，现象随时可能更新，一个学者总是追着现象跑，不是什么好事情。透过现象看本质，至少是很多学者被期待要做的事情吧。本质往往并不复杂，也不会随时而变。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这其中的历史缘由、问题的敏感性，笔者在不同场合都讲过多遍了，实在也讲不出更新颖的东西来。

至少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开始，笔者就多次接受过关于土耳其这个国家以及中土关系方面的访谈、约稿或座谈会。后来，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更是把新疆存在的复杂现实问题暴露给了全世界。这其中，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凸现了出来。不过，说来说去，大部分都没有脱离我在201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那本书的结论：土耳其这个现代民族国家骨子里是个“（泛）突厥主义”的国家，要么是政治上的，要么是文化上的，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短期内我是看不到它会摆脱这个自身的历史宿命。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看看笔者的那本书的“结论”部分。

现在，笔者想把曾经在不同场合说过的话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土耳其出现今天的反华游行，是有深刻的现代历史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我前边提到的所谓“本质”。掌握了这个本质的主要内容，就容易看透土耳其出现的种种反华现象。笔者主要讲过如下三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还是“泛突厥主义”这个老问题。子曰：“必也正乎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土耳其共和国（Turkiye）这个国家的词根是“Turk”，我们有的时候翻译成突厥，有的时候翻译成土耳其。这个现代国家是在1923年建立的，其建国的时候，关于国名也是颇有争议的，毕竟这个新国家的前身是一个较大的奥斯曼帝国，人们都习惯了自称奥斯曼人，现在认同的对象变成突厥或土耳其，总让人不是那么适应。这个身份转变还涉及一段民族迁徙、融合以及思想文化史的内容，此处就不赘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熟悉的那个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他这一派的势力和意见占了上风，国家就被定名为“Turkiye Cumhuriyeti”，即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名字定下来之后，一些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就认同突厥的不同族群的人就把这儿视为自己的祖国，当时在土耳其的一些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也抱有这样一种情感，这一点是有史料可证的。“泛突厥主义”的一个影响就是能让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认为自身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曾有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生问笔者：说到“东突”问题，沙特来的瓦哈比主义也有很大影响力，可是为什么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很特殊，与沙特的关系方面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特殊性呢？笔者告诉他：按照土耳其内务部的一个说法，其境内有近30万维吾尔族人，这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先前移民的后裔，土耳其自视为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的领袖，土耳其上上下下都普遍地称我国的新疆为“东突厥斯坦”（Dogu Turkistan），这个问题在两国之间当然容易形成敏感的症结，不管是哪个党派，都很难忽视这个在土耳其有一定民间基础的问题；中国与沙特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特殊性，另外，瓦哈比主义（Wahhabism）的传播越来越依赖网络等高科技的手段。

关于“泛突厥主义”，笔者和一些土耳其学者也争论过多次。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历史上那种政治性的“泛突厥主义”，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大突厥国家的妄想，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还当真了。但是，“泛突厥主义”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在特定的时刻它自然会表现出其政治性来。例如，在经常出现的反华问题上就是如此。

其次，就是“泛伊斯兰主义”的问题。全世界穆斯林有十几亿人口，他们信奉一个神安拉，读同一本《古兰经》，朝一个方向礼拜，这其中自然有一种朴素的“同胞之情”（Brotherhood）。这种情感并不复杂，不难理解。这还被发展成为一种叫做“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至少从十九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这种意识形态就被有意识地运用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宗教来团结广大的穆斯林，另一方面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对抗。这两个目的都有其历史的正当性。

中国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左宗棠平疆的故事，被平定的对象是一个来自中亚的名叫阿古柏（MuhammadYaqub Beg）的人，他入侵了中国领土，并在那里自立为王。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这个阿古柏至少在名义上是尊奉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皇帝哈米德二世（SultanAbdul Hamid II）为领袖的，他还接受了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册封，据说他统治下的地方还在星期五清真寺的聚礼上赞颂奥斯曼帝国皇帝的名字，甚至发行了带有这个皇帝头像的硬币。这些举动虽然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但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说，那个地方有些人对“远西”的伊斯坦布尔更为认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仍然是伊斯兰帝国的中心，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哈里发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而在中亚地区，其中心当时已经陷落在俄国之手。

后，还有一个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很多中国人习惯性地将土耳其视为一个东方国家，对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远远不如民国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或了解得那么多，从而容易忽视了土耳其现代历史的西方性一面。尤其是中国现在发展越来越快，一种自我膨胀意识当然也让很多人瞧不上土耳其这个被一些网友称之为所谓“火鸡国”的西亚国家。

土耳其文明的西方性，不只是土耳其人的自我宣传，或者仅仅是表现为要加入欧盟的种种不成功的努力。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显然又不止于此。土耳其的西方化努力甚至可以被浪漫地追溯到其帝国的发家史。按照著名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Lewis）的说法，突厥人西迁就是一个逐渐向西方靠拢的姿态，这个靠拢是先受到波斯文明的影响，并接受了伊斯兰文明，进而是继承了地中海文明的复杂遗产，随后又向近代西方文明靠近——加入北约（NATO），欲进欧盟。

土耳其当代著名的战略家、前外交部部长、现总理阿赫麦特·达乌特奥卢（AhmetDavutoglu）曾撰文谈北约对土耳其的重要意义。他写道：北约之重要性不是因为两大阵营的冷战，而是为了实现自由的世界，只要这个世界还没有真正完全地实现自由，北约就有存在的必要。因此，那种说冷战结束了北约就该解散的观点是错误的，土耳其在北约里面，不只是个安全考虑或者战略选择，更是个价值选择。

从上边的这一点可以看出，土耳其的价值既是伊斯兰的，也有很大成分上是西方的。因此说什么西方媒体歪曲了对中国的报道，从而引发了土耳其的反华游行，这个说法是非常笼统的。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与西方是“沆瀣一气”的，其就是西方，分享同一个近代传统和价值，出于同样的偏见，做同样的歪曲。因此，他们所关注的所谓宗教自由、少数族群问题，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会攻击中国，其他的西方国家也同样会攻击土耳其，其理一也！

简言之，“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现代性，这三个方面共同影响着土耳其对中国某些敏感问题的关注和反应。这就是笔者开头所说的本质所在。

（昝涛，本文原载于“高和分享”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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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段时间，土耳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大众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有了更强烈的了解需求，本书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答疑解惑。

土耳其的战略地位、综合实力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跟中国的相关性，不容我们轻视。客观地认识土耳其的优势与问题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书摘插图

第二章

土耳其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

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人的身份和认同（Identity& Identification）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不居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经常地就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我们处在绵绵不绝的时间洪流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个人或群体都要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总要不断地回到自身，重新地提出“我（们）是谁？”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是这样，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应该也是如此。

土耳其加大“母语”学习比重是文化倒退吗？

    2014年8月，刚当选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的一次宗教理事会的会议上提出，必须把奥斯曼语的学习作为高中的一门必修课。这在土耳其社会引发了一场有关文化与传统复兴方面的争论。应该说，土耳其的这个问题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尽管形式可能不同。

东方民族的现代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总是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保持自身特性方面感到纠结。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纠结可能还更加剧烈。这样往往就形成不同的改革派别，主要有调和派和激进派的区分。调和派认为自己的传统是好的，只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行，自己的好文化和好传统得留着，在中国这叫“中体西用”，在伊斯兰世界这叫伊斯兰现代主义。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比如在中国是胡适、陈序经等人的主张，在土耳其就是凯末尔党人的主张。

土耳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确实经历过全盘西化，那是凯末尔党人在1923年建国后推行的激进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民俗、服饰等方面全面模仿西方。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字改革，即所谓的拉丁化改革。这是土耳其追求现代性的一个激进步骤。甘阳曾经说，土耳其人的文字改革造成其后代完全看不懂自己的古代、近代文献了，完全割裂了历史，属于文化上“自宫”式的现代化。

改革前，奥斯曼土耳其文是由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奥斯曼文主要是书面语。对于阿拉伯字母，如果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是很难掌握的。即使掌握了阿拉伯字母，也不见得就能看得懂奥斯曼文，尤其是十九世纪以前的奥斯曼文，那是杂糅了很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的，尽管句法上基本是突厥语的，但如果没有相当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基础知识，要熟练看懂古典奥斯曼文也绝非易事。

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作为土耳其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也不难理解。其实，有很多民族在近代都有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拉丁化的想法，目的无非是想使自己的学生更容易接受西文和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就连不是字母文字的汉文，也有人在清末民初想使其拉丁化。我们自小就通过来自西方字母的拼音的帮助来学习汉语的发音。现在网络时代的线上交流，也经常出现用拼音聊天的情况。因此，拉丁化不是土耳其的特有现象。

再举个例子，许多中亚国家曾受俄国及苏联影响而长期使用西里尔字母。哈萨克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改为拉丁字母，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改用俄语使用的西里尔字母。冷战结束后，他们又想摆脱俄语影响，把自己的文字拉丁化，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字现在都拉丁化了。但这个过程会很缓慢，因为会人为地造成大批“文盲”。毕竟，文字的使用也是有依赖性的，要不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依靠特殊的权力，激进的文字改革很难推行。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土耳其为什么又要重提奥斯曼语的教育呢？埃尔多安给出的理由并不难理解，他认为，恢复奥斯曼语学习的教育政策，是土耳其恢复其自身“根源”的必要步骤。拉丁化已经使得数代土耳其人根本看不懂之前的历史文献，更读不了他们祖先的碑铭。埃尔多安把废除奥斯曼文形容为切断了土耳其的“颈静脉”，结果是“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级科学素质的民族，竟因为这样一个灾难而丧失了它的智慧。”

可以看得出来，过去对奥斯曼文的“革命”和现在对奥斯曼文的复兴，其理由和逻辑是相似的。过去是为了现代化，接近西方，现在现代化已经实现了，但民族的文化之根长期断裂也不健康。因此，恢复奥斯曼文的教育，也是为了使民族更加健康、完善和进步。这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胡适曾说，全盘西化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一心一意地搞西化，终能得个50%的成效就不错了。

土耳其全盘西化那么多年，不但没有变成西方，还出现了传统的复兴，这个倒是符合亨廷顿的观察。一个走西方化路子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日子过好了，还会回来“认祖归宗”，从传统中找根源的。无论是亚洲价值观还是伊斯兰复兴，这些现象逻辑上都很相似。

土耳其自凯末尔时代就推行西方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加入西方阵营，由成为北约国家到追求加入欧盟，世界上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曾经铁了心向西方靠拢的国家了。但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形势，其从一个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一下子好像又孤零零的了，在西方阵营里的重要性下降了，原来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不合适了。土耳其人当然得重新定位自己，得重新看世界。

土耳其看来看去，决定要成为一个黑海、中亚、中东、欧洲之间的“中枢国家”。为此，在外交上要重视周边，不能再紧盯西方，在内政上要调整全盘西化的路子，土耳其是个伊斯兰国家，不是西方国家。土耳其以前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调整了，尤其是随着土耳其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兴中产阶层。他们过去在凯末尔主义的国家结构里长期被边缘化，现在通过民主化进程逐渐掌权了，他们更为珍爱自身传统，对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化一向持保留态度。他们现在掌握国家权力了，自然是要审时度势、谋划新规。土耳其这一内外政策的调整，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

客观地说，土耳其正在走的是一条国家“正常化”的路子。毕竟，土耳其过去的内政、外交政策是有失偏颇的。不久前，主要由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组成的国家教育理事会已经投票支持将奥斯曼语作为宗教高中的必修课，并将其设置为普通中学的选修课。这个做法并不激进，又不是要废除现代土耳其语，就跟中国学生要学古汉语类似，有何不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认为，把奥斯曼语作为土耳其学生的必修课，有利于恢复凯末尔党人的激进改革造成的土耳其人与其传统和过去的断裂。这个看法是很客观的。

不过，埃尔多安推动奥斯曼语的举措，在土耳其境内也引发了批评。反对派表示，埃尔多安此举是要让土耳其的孩子们失去“质疑世界的能力”。“他们想把土耳其变回一个中世纪国家，但他们永远不会成功！”其实，这些反对派只说对了一半，埃尔多安不一定想要把土耳其变成一个中世纪国家，但就算他想，也确实不会成功！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有那么高的威望和支持率，不能不说，他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昝涛，原文刊载于“澎湃新闻网”之“思想市场”栏目，2014年12月17日）

土耳其、“欧亚主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4年年底，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了一个中俄两国青年学者的培训班，期间，笔者讲了一个题目，叫“土耳其与欧亚主义”。确切地说，“欧亚主义”这个概念与土耳其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进笔者的视野的。不过，当时笔者主要还是从“新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这两个角度来讲土耳其的国家定位，认为“新奥斯曼主义”是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的支柱之一，对所谓的“欧亚主义”只能说是有一些模糊的感觉。近来，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时代命题的刺激，笔者又重新将原来的“命题作文”翻检出来，希望能够从某种思想史的角度，再做一番思考。

1.作为一个概念的“欧亚主义”

初接触“欧亚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多年前在翻译一篇与苏联发展有关的文章的时候。“欧亚主义”（Eurasia）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俄出现的，在苏联解体后得到复活。“新欧亚主义”的代表是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欧亚主义”这个概念，学术界一般是将其与俄罗斯的文明、国家定位联系起来看的。关于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一向存在“西方的VS斯拉夫”之争。说到底，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在俄罗斯的表现形式罢了。

“西方的VS斯拉夫”这个争论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西方化”与“斯拉夫主义”的分歧。这个分歧发展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时候，就逐渐成了“大西洋主义”与“欧亚主义”之争。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cists）认为俄罗斯应该认同西欧与美国阵营，而欧亚主义者（Eurasianists）强调的是东欧与中亚对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在1945—1990年间，所谓的大西洋主义者认同的是西欧或美国，而在1990年以后，大西洋主义者已经不再区分西欧或美国，而统一地将其视为一个“西方”。关于俄罗斯这一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已经有很多学者谈过，其中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也谈得比较详细。

2.追求现代化的土耳其

对土耳其这个国家来说，问题是有相似性的。不过，“欧亚主义”这个词是在冷战后逐渐传播开来的，迄今为止在土耳其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要讲清楚土耳其的这个故事，还需要插播另一段政治思想史的内容。

一般的中国读者都知道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革命和激进的西方化改革，不过对于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人来说西方化主要还是体现在内政上，外交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奉行的是某种孤立主义的政策。至少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开始，在土耳其就出现过关于国家发展的不同思潮。整体而言，占据主流的都是支持现代化或变革的，都意识到再不搞改革国家就不行了。不过，在改革的思路上又存在较大差异，可以大致分成“部分西化派”“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全盘西化派”。

“部分西化派”是早期的改革主义者，类似中国的洋务派，他们相信西方的优越性，但是无力挑战国内的既有体制，终形成的是一种本土和西方并存的“双元结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在思想上更为成熟和深刻，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用”二元论者，而是坚信西方的优越性从伊斯兰传统中就能找到依据，从而在总体上支持现代化，但不相信西方的价值优越论，认为伊斯兰与现代化不矛盾。“全盘西化派”以青年土耳其党人（早期的凯末尔主义者也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一部分）为代表，他们将传统视为进步的障碍，意欲以一种秋风扫落叶式的狂飙突进方式将土耳其提升到欧洲文明的高度，与“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心思严肃谨慎地评判自身的伊斯兰传统。

从国家对外战略的角度来说，二十世纪初的土耳其还迷失在西方化、“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交织的复杂选项中。“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泛突厥主义”意识到中东地区穆斯林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离心离德，把注意力转到内陆欧亚地区及广大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身上，梦想着将这些人团结起来，复兴或建立一个所谓的突厥帝国。早传播这种想法的是俄罗斯统治下的鞑靼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人后来移民到了土耳其，对“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泛突厥主义”无论是在中亚、伏尔加河流域、克里米亚，还是在土耳其，都失败了。终，几经起落，“泛突厥主义”在当下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结；少数民族主义者的幻想；土耳其对内陆欧亚地区的政策的某种精神内核，却又不得不去加以掩饰。

3.“无所适从”的国家？

在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理论的阐述中，他重点提到了俄罗斯、土耳其与墨西哥，说它们属于典型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在从事这项事业（指现代化）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今译凯末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对于俄罗斯而言，重要的问题是自己到底该在欧亚认同还是西方认同之间做出选择 。

在亨廷顿看来，土耳其、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整体上可以看做一个内部具有文明一致性的实体。也就是说，俄罗斯是东正教文明，土耳其是伊斯兰文明，在它们的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自身文明圈意义上的断裂，但其在对外的地缘和文明定位上，却面临“无所适从”的窘境。

4.从“泛突厥主义”到“欧亚主义”

1923—1945年的土耳其处于孤立主义阶段；1945—1990年的冷战时期，土耳其一边倒地倾向西方阵营；冷战末期以来，土耳其面临重新建立国家定位的问题。由于世界格局和地区形势的改变，土耳其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必须重新寻求一个新的国家战略。

冷战后，土耳其重新寻求国家定位的过程充满了矛盾性。由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些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讲突厥语的，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叶，有相当一部分土耳其人认为可以复活“泛突厥主义”的梦想，建立一个从伊斯坦布尔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盟。土耳其的总统厄扎尔、德米雷尔都曾致力于此，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中亚国家对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企图抱有很深的疑虑，这些国家对土耳其要在苏联之后做“大哥”的想法很是反感，尤其是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态度更为明确。这使得土耳其不得不收缩其战略图谋，尤其是尽力避免在政治上和国家间关系上过多使用“突厥元素”，而将“突厥元素”主要注入文化、教育、民间交往等软性领域。当然，这一做法在中亚国家民间还是取得了良好效果的。

在上述策略调整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运动的代表杜金“瞄上”了土耳其，他将其运动和思想输出到土耳其，并在近十年间吸引了不少土耳其的学者、知识分子、媒体人士、政党领袖、非政府组织的兴趣，甚至在军方也有其拥趸。

杜金针对土耳其的“欧亚主义”宣传主要是强调建立土耳其与俄罗斯的亲善关系，形成在欧亚地区的互补与互助，建立所谓的“土俄轴心”。“欧亚主义”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精英来说，现在是作为“泛突厥主义”的替代物来使用的。以土耳其只是作为一个地区性国家的实力来说，其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主要还是在讲突厥语的不同国家。以“欧亚主义”这个区域概念代替“泛突厥主义”这个令多方不安的提法似乎更好，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5.土耳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土耳其现在是世界第16大经济体，是G20的重要成员国。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中陆军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也是综合实力强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有一个百年梦想，就是能够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2023年）将经济实力提升到世界前十名。而当前，土耳其面临多种困难与挑战，如国内政局不稳、地区外交陷入困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等问题。

针对内陆欧亚地区（Central Eurasia），土耳其的战略主要还是立足于扩大市场份额，将自身打造成为该地区丰富能源的转运通道国家。同时，利用语言、宗教、种族、历史等方面的软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方面可参考居兰（FetullahGulen）运动在中亚的活动。

在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从我国新疆往西一直到伊斯坦布尔的这片广阔区域中，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且特殊的角色。2015年7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华。中土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多次提到要将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相对接，将中国的倡议与土耳其的全方位发展计划相对接。根据笔者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土耳其近年来提出的“中间走廊”（Orta Koridor）是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交通网络（Ulasimagini），覆盖的范围是从土耳其、阿塞拜疆经里海（HazarDenizi）一直到中亚和中国。

同为新兴经济体，同为G20的重要国家，一个是世界性大国，一个是区域性强国，共同经历过百余年来的痛与泪，走到今天都殊为不易，而中土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尤为重要。

（昝涛，本文刊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9期; 本文系盘古智库“土耳其与中亚研究系列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为了阅读的通畅性，发表时删去了有关注释）

奥斯曼之镜：中土两国历史上的相互观照与认知

1.近代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观感

几个世纪前，亚欧大陆有两个大帝国：东亚的中国及西亚的奥斯曼帝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两个帝国没有太多接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伊斯兰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天下”观念颇有相似之处：非穆斯林是蒙昧的，非华夏是野蛮的。不过，伊斯兰文明对世界有扩张欲，华夏文明在到达其自然地理的极限后就进入到较为封闭的状态。在传统时代，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遭遇，在技术上大致是对等的。

接下来便是帝国崩溃、传统帝国秩序遭遇欧洲民族国家新秩序挑战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奥斯曼土耳其人来到东亚，对日本、中国进行了访问，并且留下了一些游记类的文字。通过考察这些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土耳其穆斯林如何看待东亚。简言之，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赞赏日本，认为日本潜在的是一个理想的穆斯林民族与国度；与此同时，他们非常鄙视中国，认为中国大而虚弱，人多而散漫。

他们赞赏日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日本人实现了国家的进步和强大，甚至打败了曾经强大的中国和自近代以来一直强大的俄国；二是日本人非常文明，为人彬彬有礼；三是日本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丢掉自身传统。初步认识了日本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进一步断言：只有日本有能力带领东方人走向进步并战胜西方人。

而对于中国，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很多记载和断言。他们的普遍感受是中国没有法治、没有秩序，尤其是中国人卑俗又不懂礼貌。这些都与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土耳其的旅行者在自己的记述中表示，他们在中国没有看到希望。奥斯曼土耳其人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的观察，渗透着他们对东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自我观照。这个意识在西方占主导的世界现代史上，成为东方民族的普遍忧思，至今依然如此。

2.土耳其对近代中国的镜鉴作用

与此同时，在那个帝国崩溃的时代，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的中国，也在睁大双眼，寻找适合自身学习的改革榜样。日本、土耳其、俄罗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镜鉴作用，而土耳其的角色被长期忽略了。土耳其与俄罗斯一样，被中国当作了老大帝国不进则退的典型，日俄战争时期及之后的俄罗斯、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土耳其，都是中国想避免的国运，并因此而引起了当时中国精英的研究兴趣。日本是中国一直要效仿的，土耳其式的命运是要避免的。

与中国不同的是，土耳其在从奥斯曼帝国转型到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分崩离析了。主导民族突厥人还在小亚细亚，但是阿拉伯、东正教诸民族、亚美尼亚等帝国其他广大领域上的原本的民族、大片的领土都在次世界大战后被列强瓜分并肢解为多个新的国家。如果说俄罗斯革命带给中国的主要是政治革命的示范——无论是沙皇时代的立宪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是后的革命，在中国都得到了一一复制。那么土耳其革命给中国精英带来的主要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即对“亡种亡国”的担忧。中国参与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就有着避免走土耳其老路的考量，这在推动参战为积极、也有效果的梁启超身上有很多体现。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赢得了民族独立，这令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兴奋。一个走向帝国主义的日本不足效法，一个新的独立的土耳其给了很多中国人以希望。同时，中国人也开始追问：我们的凯末尔在哪里？土耳其或许可以成为亚洲的新领袖?

土耳其革命与俄罗斯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精英的行为，他们开始全力追求政治革命甚至是暴力的政治革命，将对政治制度的暴力颠覆当作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这种被催发的激进主义心态反映为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国人都有着不切实际的一蹴而就的期待。有学者将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近代史概括为“一场迟误的改革引起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之所以感觉“迟误”、感觉“慢”，不是真慢，而是跟不上人们的期待，尤其是跟不上后世的期待。国人总想着一夜之间就能改天换地，而忽略了国家建设的技术层面。将治国的大多数“技术”问题予以泛意识形态的浪漫解读、“一蹴而就心态”与既得利益集团成为阻碍中国真正进步、导致中国不断陷入革命周期的三大因素。

3.新世界主义时代的共同挑战：资本和主义

在中土两国各自在混乱中求生存的民族国家时代，尤其是冷战时期（1945—1990年），两国分属不同阵营（土耳其倒向西方阵营）。冷战的结束，导致民族国家意识上升，与此同时，世界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全球化时代，新世界主义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新思维。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秩序，是一个资本穿透了民族国家壁垒的时代。一方面，每个国家都要重新认识自我；另一方面，新的力量开始集结，比如TPP这样的秩序塑造。在融入全球化这一过程中，中土两国遇到了新的问题。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中国为世界进行生产，但与土耳其之间的资本渗透并不大，相互投资很少，两国都与发达世界紧密联系，从而具备全球化格局中的同构性。因此，中土两国具有竞争性，同样搞出口替代，同样吸引外资，同样在不发达地区获取能源，等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和土耳其是并列的，只是体量上的差别。

但是，两国在意识上有所不同。土耳其的世界意识更强，土耳其是北约和西方阵营的成员，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有者。中国强调的是自己的特色，一方面愿意利用国际资本，另一方面还要避免被“和平演变”，防止出现政体西化。中土在“东突”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样：土耳其使用的是西方的话语，即荒谬地认为这是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的概念；中国使用的是民族国家话语，即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样，两方面的沟通必然出现问题。

在新世界主义的思路下，单个民族国家很难应对一些新的问题。例如，资本的全球化和相对独立性不受民族国家的制约；形成以资本为基础的亚秩序（比如TPP），进而影响世界新秩序的生成；恐怖主义和主义的全球化，也挑战着民族国家。在此情境下，中土两国在应对资本和主义的挑战方面，有合作的必要，因为两国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

4.结论和启示

在“天下帝国”时代，中土两国是平行的交往、偶然的接触。在“民族国家”时代，“天下”秩序和伊斯兰世界观都遭到了挑战，中国和土耳其都要适应在国家间关系基础上的新秩序。这个秩序既不是民族国家单打独斗的秩序，也不是已经形成了世界宪政的秩序，而是居于两者之间，可以说是某种新的“大国”秩序。在这期间，中土两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求出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与马列主义等都是药方。在新世界主义时代，资本和主义都使民族国家成为被挑战的对象，但新时代的特征也使得中土两国出现了可以合作的必要空间。谋求某种更为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成为中土两国共同的需要。

（调研组研究成果，由李玲飞执笔）

为什么有些土耳其人反华？

近土耳其的反华活动很惹人注目，包括游行、袭扰游客，打砸中国商家等实际动作，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土耳其各种媒体上的反对中国的言论。很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笔者打听这些事情，也希望笔者发表一点评论。大部分情况下，笔者越来越希望避免就这些事情发表言论，因为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水面上的浪花，是现象，现象随时可能更新，一个学者总是追着现象跑，不是什么好事情。透过现象看本质，至少是很多学者被期待要做的事情吧。本质往往并不复杂，也不会随时而变。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这其中的历史缘由、问题的敏感性，笔者在不同场合都讲过多遍了，实在也讲不出更新颖的东西来。

至少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开始，笔者就多次接受过关于土耳其这个国家以及中土关系方面的访谈、约稿或座谈会。后来，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更是把新疆存在的复杂现实问题暴露给了全世界。这其中，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凸现了出来。不过，说来说去，大部分都没有脱离我在201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那本书的结论：土耳其这个现代民族国家骨子里是个“（泛）突厥主义”的国家，要么是政治上的，要么是文化上的，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短期内我是看不到它会摆脱这个自身的历史宿命。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看看笔者的那本书的“结论”部分。

现在，笔者想把曾经在不同场合说过的话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土耳其出现今天的反华游行，是有深刻的现代历史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我前边提到的所谓“本质”。掌握了这个本质的主要内容，就容易看透土耳其出现的种种反华现象。笔者主要讲过如下三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还是“泛突厥主义”这个老问题。子曰：“必也正乎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土耳其共和国（Turkiye）这个国家的词根是“Turk”，我们有的时候翻译成突厥，有的时候翻译成土耳其。这个现代国家是在1923年建立的，其建国的时候，关于国名也是颇有争议的，毕竟这个新国家的前身是一个较大的奥斯曼帝国，人们都习惯了自称奥斯曼人，现在认同的对象变成突厥或土耳其，总让人不是那么适应。这个身份转变还涉及一段民族迁徙、融合以及思想文化史的内容，此处就不赘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熟悉的那个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他这一派的势力和意见占了上风，国家就被定名为“Turkiye Cumhuriyeti”，即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名字定下来之后，一些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就认同突厥的不同族群的人就把这儿视为自己的祖国，当时在土耳其的一些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也抱有这样一种情感，这一点是有史料可证的。“泛突厥主义”的一个影响就是能让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认为自身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曾有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生问笔者：说到“东突”问题，沙特来的瓦哈比主义也有很大影响力，可是为什么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很特殊，与沙特的关系方面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特殊性呢？笔者告诉他：按照土耳其内务部的一个说法，其境内有近30万维吾尔族人，这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先前移民的后裔，土耳其自视为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的领袖，土耳其上上下下都普遍地称我国的新疆为“东突厥斯坦”（Dogu Turkistan），这个问题在两国之间当然容易形成敏感的症结，不管是哪个党派，都很难忽视这个在土耳其有一定民间基础的问题；中国与沙特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特殊性，另外，瓦哈比主义（Wahhabism）的传播越来越依赖网络等高科技的手段。

关于“泛突厥主义”，笔者和一些土耳其学者也争论过多次。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历史上那种政治性的“泛突厥主义”，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大突厥国家的妄想，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还当真了。但是，“泛突厥主义”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在特定的时刻它自然会表现出其政治性来。例如，在经常出现的反华问题上就是如此。

其次，就是“泛伊斯兰主义”的问题。全世界穆斯林有十几亿人口，他们信奉一个神安拉，读同一本《古兰经》，朝一个方向礼拜，这其中自然有一种朴素的“同胞之情”（Brotherhood）。这种情感并不复杂，不难理解。这还被发展成为一种叫做“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至少从十九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这种意识形态就被有意识地运用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宗教来团结广大的穆斯林，另一方面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对抗。这两个目的都有其历史的正当性。

中国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左宗棠平疆的故事，被平定的对象是一个来自中亚的名叫阿古柏（MuhammadYaqub Beg）的人，他入侵了中国领土，并在那里自立为王。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这个阿古柏至少在名义上是尊奉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皇帝哈米德二世（SultanAbdul Hamid II）为领袖的，他还接受了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册封，据说他统治下的地方还在星期五清真寺的聚礼上赞颂奥斯曼帝国皇帝的名字，甚至发行了带有这个皇帝头像的硬币。这些举动虽然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但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说，那个地方有些人对“远西”的伊斯坦布尔更为认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仍然是伊斯兰帝国的中心，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哈里发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而在中亚地区，其中心当时已经陷落在俄国之手。

后，还有一个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很多中国人习惯性地将土耳其视为一个东方国家，对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远远不如民国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或了解得那么多，从而容易忽视了土耳其现代历史的西方性一面。尤其是中国现在发展越来越快，一种自我膨胀意识当然也让很多人瞧不上土耳其这个被一些网友称之为所谓“火鸡国”的西亚国家。

土耳其文明的西方性，不只是土耳其人的自我宣传，或者仅仅是表现为要加入欧盟的种种不成功的努力。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显然又不止于此。土耳其的西方化努力甚至可以被浪漫地追溯到其帝国的发家史。按照著名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Lewis）的说法，突厥人西迁就是一个逐渐向西方靠拢的姿态，这个靠拢是先受到波斯文明的影响，并接受了伊斯兰文明，进而是继承了地中海文明的复杂遗产，随后又向近代西方文明靠近——加入北约（NATO），欲进欧盟。

土耳其当代著名的战略家、前外交部部长、现总理阿赫麦特·达乌特奥卢（AhmetDavutoglu）曾撰文谈北约对土耳其的重要意义。他写道：北约之重要性不是因为两大阵营的冷战，而是为了实现自由的世界，只要这个世界还没有真正完全地实现自由，北约就有存在的必要。因此，那种说冷战结束了北约就该解散的观点是错误的，土耳其在北约里面，不只是个安全考虑或者战略选择，更是个价值选择。

从上边的这一点可以看出，土耳其的价值既是伊斯兰的，也有很大成分上是西方的。因此说什么西方媒体歪曲了对中国的报道，从而引发了土耳其的反华游行，这个说法是非常笼统的。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与西方是“沆瀣一气”的，其就是西方，分享同一个近代传统和价值，出于同样的偏见，做同样的歪曲。因此，他们所关注的所谓宗教自由、少数族群问题，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会攻击中国，其他的西方国家也同样会攻击土耳其，其理一也！

简言之，“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现代性，这三个方面共同影响着土耳其对中国某些敏感问题的关注和反应。这就是笔者开头所说的本质所在。

（昝涛，本文原载于“高和分享”微信公众号）

前言

这不是坏的时代

这本小书就要印刷之际，出版社突然又约我写一篇作者序。踌躇之间还是想匆忙写几句。主要是因为近土耳其很不平静，连续多次发生恐怖袭击，一些朋友不得不再次推迟赴土耳其旅行的计划。这个时刻，难免让人唏嘘困惑：土耳其到底怎么了？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不敢妄说这是土耳其坏的时代。因为单就民族关系、教俗之争而言，在土耳其建国初期，库尔德问题和宗教保守主义是更为严重的挑战，只不过威权国家采取了强硬高压的手段，才造就了一个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但历史并未断裂，这些问题随着政治情势的发展还在继续起伏跌宕。库尔德问题和伊斯兰复兴注定是凯末尔主义的挑战者，也可以说是威权主义的挑战者。

埃尔多安经常因为民粹式的独裁倾向而被土耳其国内的反对派和西方媒体所诟病，说他想当个新“苏丹”。其实，埃尔多安继承和利用了土耳其所有的历史遗产：从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从世俗主义到伊斯兰复兴，从威权主义到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他代表了大部分真实的土耳其，他是这个国家的产物，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埃尔多安统治下的土耳其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周围似乎都是敌人：阿萨德政权、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什叶派力量、“伊斯兰国”组织、俄罗斯、居兰运动……没有一个省心的。这一切让土耳其当权者很方便地、甚至是习惯性地将各种威胁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而关于内因的探讨就这样被掩盖和搁置了。

我曾谈过土耳其面临的几个问题与挑战，尤其强调了土耳其社会分裂的加剧，主要体现为教俗之争和库尔德民族问题，埃尔多安统治下的土耳其非但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反而使矛盾冲突加剧了。埃尔多安集团为了自身政治利益和安全的考量，试图操控而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就连叙利亚难民问题也成为其捞取政治利益、与欧盟谈判的砝码。更不必说之前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策略、与俄罗斯的战机问题，等等。当前发生的恐怖袭击只不过是一些问题激化的表象罢了，反映出这个国家在处理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上的短视、失误甚至无能。

总之，土耳其问题多多，执政者却又能力有限。倘若“肉食者”不能限度地弥合分歧、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那么土耳其还真就有点儿“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了。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支点国家之一，我们也需要警惕它的“塌陷”。

这本小书里面，尽管我本人的一些文章占了较大比重，但在编著方面，除了给出一些意见，提供原文外，我没有做太多具体工作。必须指出，盘古智库的李玲飞研究员付出了很多努力，从作品的选编，到执笔撰写我们的调研报告，无不凝结着她的心血。更重要的是，盘古智库易鹏理事长自始至终对土耳其研究给予了大力的鼓励和支持，将其确定为智库国别研究的重点，他还亲自赴土耳其考察交流，形成了很多洞见，也都融入了调研报告中。离开这一切，这本小书就无从诞生。

是为序。

昝涛　于布鲁明顿

2016年3月22日5:00

序  二

当中国的国力在直线上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需要与中国总体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型智库的出现。现在，中国上下也都在大力推动国际型智库的建设。在此背景下，我们搭建了盘古智库这样一个由中外知名学者组成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盘古智库秉持“天地人和、经世致用”的理念，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应该说目前是中国社会智库中排在前面的一个智库。因为我们云集了中国高校中秀、年轻、锐、活跃的一批学者以及企业界、科学界的精英代表。

2015年，土耳其作为盘古智库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国别研究对象，除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位置及其综合国力等宏观背景要素外，还出于一些特殊时间节点的考虑。2015年11月1日，土耳其再次举行对埃尔多安、对正义与发展党、对土耳其国家和人民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国民议会选举；同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G20，下同）首脑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赴土耳其参会。

盘古智库这次去土耳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学术委员昝涛是中国土耳其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他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也是北京大学年轻的系主任。我们的学术委员王栋是中国研究美国问题的非常优秀的代表之一，他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调研组学术委员蒋文胜是研究中国改革史、战略史的专家，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

盘古智库调研组去了土耳其之后，对土耳其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感受到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年轻化，也对中土之间相互不了解的状况和程度感到吃惊。土耳其这个国家是非常值得大力研究的。其实，中土两国也有很多相似的发展历程和命运。土耳其在1923年成为共和国，从语言、政治、文字上全面学习西方，在同一时期，中国也不断爆发运动，向西方学习现代制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土耳其也有类似的改革进程；中土现在同为新兴经济体、同为G20重要国家；土耳其有一个百年梦想，就是经济实力能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2023年）进入世界前十名，中国也有一个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土耳其有一个“中间走廊”计划。

可以讲，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合作发展空间的。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上、从国际反恐合作上、从地缘政治上，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中土都应该做彼此好的朋友，去拥抱彼此。对于盘古智库而言，我们要为此搭建平台，要思考我们能为土耳其带来什么，能为中土关系带来什么，能为世界新秩序带来什么？如果我们不考虑别人的利益，那我们自己也不会走太远。

我们对土耳其的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认清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在当前中国和世界都面临巨大变化的宏观背景下，盘古智库也要和大家一起，为这个急剧变革的大时代做一点有担当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荣耀和幸福所在。

盘古智库理事长　易鹏

2016年1月18日

书籍介绍

《重新发现土耳其》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段时间，土耳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大众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有了更强烈的了解需求，《重新发现土耳其》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答疑解惑。土耳其的战略地位、综合实力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跟中国的相关性，不容我们轻视。客观地认识土耳其的优势与问题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