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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是宋代大儒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书，全书分类精选北宋周敦颐、程颢等五位大儒的思想要义，按次第编排，共十四类六百二十二条，是我国古代影响*、*广的儒学入门书，也是今人学习儒学、研究儒家思想的之书。

本书是《近思录》的注译本，作者在参考权威注本的基础上，融入多年研究心得，全书既有字词疏解，又有义理辨析，是一本简明且接近作品原意的儒学普及读物。

一 道体本原············ 001

二 为学大要············ 040

三 格物穷理············ 102

四 存养之功············ 149

五 改过迁善············ 183

六 齐家之道············ 207

七 取舍去就············ 224

八 教学之道············ 254

九 圣贤气象············ 269

  张京华，男，1962年生，现为湖南科技学院二级教授，国学院院长，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会长，湖南省社科联国学普及基地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整理古籍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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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如果将我国的历史比较直观地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段，则上古可以视为儒家的创兴时期，中古可以视为儒家的中兴时期。创兴时期有孔、曾、思、孟，中兴时期有周、程、张、朱。任何学说、思想、学派，要想长期发挥它不偏不倚的积极作用都是不容易的，需要适应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理学便是儒家在中古时期获得更新之后的一个新形态。在这次成功的更新之后，儒家思想学说便得以恢复其新鲜的活力，从而继续主导中国乃至整个东  

亚社会在近古时期的发展历程，并且将社会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当然，儒家学说还有其更早的渊源，就是“二帝三王”的王官之学。创兴时期，孔子集大成，萃聚“二帝三王”的典籍，成为“六经”；中兴时期，朱子再次集大成，萃聚孔、曾、思、孟的著述，成为“四书”；而周、程、张、朱的著述，到了近古时期，流行极广，几于人手一册，这就是《近思录》。

所以，儒家学派就有“四书”是“六经”之阶梯、《近思录》是“四书”之阶梯的说法。也就是说，了解儒家思想学说，为正宗的路径应当是从《近思录》上溯“四书”，再由“四书”上溯“六经”。事实上，在宋元明清时期，《近思录》是影响、广的入门

性的学术书，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古代朝鲜、日本、越南，尤其如此。

    朱熹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清代江永称，“凡义理根原，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四库馆臣称，“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实为后来性理诸书之祖”。

孔、曾、思、孟的主要概念是“仁”，周、程、张、朱的主要概念是“理”。孔子多讲“仁”，而孟子多讲“义”，“义”是“仁”的一种体现，本质上仍然是“仁”。宋儒讲“理”，又讲“道”“性”“心”，讲“理”是强调天地万物具有共同的规律性，讲“道”是强调道统在人间的传承，讲“性”是确信人类具有向善的本质，讲“心”是强调自身的感知是一切学习的起点，因此只是侧重不同，并无实质之别，“道”“性”“心”仍然是“理”。

儒家是永远的儒家，只是各个阶段的形态展现有所不同。但大致上说，出于历史的因素，创兴时期的儒家具有更多的政治和制度的因素；时隔一千余年之后，世异事异，事异备变，中兴时期的儒家具有更多的抽象性和哲学性，因此也更加灵活，超越时空而具备普世价值。

二

《近思录》的编订是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夏天，编订者是朱熹和吕祖谦。朱熹和吕祖谦相约，在福建建阳的寒泉坞相见，共读北宋五子之书。由于对内容早已稔熟于心，所以只用了十天时间，不仅全部条目基本选定，而且条列了卷次，写定了各卷标题。

编订之后，二人各有一篇《书〈近思录〉后》，又称《近思录后序》。

朱熹在《后序》中说：“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

从朱熹的话来看，他的《后序》应当也是同时写就的。但吕祖谦的《后序》题款写于淳熙三年（1176）四月，是一年之后写定的。在书成以后，朱熹和吕祖谦二人为此还有信函往来，相互磋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晦庵集》中有乙未八月与祖谦一书，又有丙申与祖谦一书，戊戌与祖谦一书，皆商榷改定《近思录》”。《朱子语类》中提到，朱熹曾说：“《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 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谓此也。”由此可以相信，《近思录》是朱、吕二人精思熟虑的作品。

三

《近思录》的作者和编纂者共有七人，即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和南宋的朱熹、吕祖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后改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永州道县）人。晚年爱庐山风景，傍溪筑室以居，取故乡“濂溪”命名，世称濂溪先生。历官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与南昌县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永州通判、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本路刑狱等，有治绩。为宋代理学鼻祖，从政之余传道授业，程颢、程颐均从之受业。博学力行，黄庭坚称其为人“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精于易学， 发明太极之蕴，能“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朱熹盛赞周敦颐“《太极》之旨，周子立象于前，为说于后，互相发明，平正洞达， 绝无毫发可疑”。史称“两汉而下……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后人称道周敦颐“濂溪之学，精悫深密”（蔡元定）。“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黄百家）“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四百年得一董子， 唐三百年得一韩子，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后世无异词焉。”（贺瑞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后人编为《周子全书》《周濂溪集》《周元公集》《周敦颐集》。

程颢（1032—1085），字伯淳，河南伊川（今河南伊川）人，程颐之兄，世称明道先生，或称大程子，与程颐并称“二程”，其学派被称为“洛学”。进士及第，历任鄠县、上元县主簿，晋城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太常丞，知扶沟县等职。《宋史·道学传》称他：“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著有《识仁篇》《定性书》《陈治法十事》等，后人合编为《程氏遗书》《二程全书》《二程集》。

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弟，世称伊川先生，或称小程子，与程颢并称“二程”。历官崇政殿说书、管勾西京国子监等职，为洛党领袖。自年十八上书阙下，游太学，后经近臣屡荐，入京侍讲经筵，党争起，窜涪州，移峡州，后以宣义郎致仕。时人称其

“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资，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儒曲士，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吕公著）。“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真儒。”（朱光庭）《宋史·道学传》称他：“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著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合编为《程氏遗书》《二程全书》《二程集》。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讲学关中，故其学派被称作“关学”。史称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本跅弛豪纵士”，“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朱熹称赞他“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历官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知太常礼院。著有《正蒙》《西铭》《东铭》《易说》等， 后人合编为《张子全书》《张载集》。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号安乐，谥康节。北宋著名理学家、易学家。祖先为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先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故学者又称百源先生，其学派被称为“百源学派”。后隐居河南洛阳安乐窝，创立易学象数学派， 屡授官不赴。史载邵雍在苏门山，“布裘疏食，躬爨养父之余，刻苦自励者有年”；“冬不炉，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在洛阳，“蓬荜瓮牖，不蔽风雨，而怡然有以自乐，人莫能窥也”；“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任意所适”。评价说“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而康节独以《图》《书》象数之学显”。程颢称之为“振古之豪杰”，又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朱熹称其“胸襟中这个学，能包括宇宙，始终古今”。著有《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先天图》《皇极经世》及《伊川击壤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考亭、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侨居建阳武夷山。二程四传弟子、周敦颐五传弟子。进士及第，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秘阁修撰等职，“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在官之日虽浅，而政事可观。“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史称朱熹“得程氏正传……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一生著述极富，有《中和说》《观心说》《仁说》等，并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章句集注及或问，为

《太极图说》《通书》《西铭》三书作解，为《周易》作本义及启蒙， 为《诗经》作集传，为《楚辞》作集注及辨证，编订《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又著《孝经刊误》《小学集注》《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朱子家礼》《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著作共二十五种六百余卷，后人辑录有《朱子语类》，今人汇编有《朱子全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世称东莱先生。进士及第，历官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著作郎、直秘阁， 主管冲祐观及明道宫等。屡以圣道、治体进谏宋孝宗。与朱熹、张栻为友，一时齐名，人称“东南三贤”。年少时性情卞急，一日诵《论语》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遂终身无暴怒。朱熹曾说：“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其学以关洛为宗，而长于兼取众长，举人之善，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史称吕祖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著作有《东莱集》《东莱左传博议》《东莱书说》《吕氏家塾读书记》，编纂《皇朝文鉴》《古文关键》。

所以，《近思录》既是一部北宋五子的语录，同时也反映了编选者朱熹、吕祖谦自己的思想，是七名宋儒的共同思想的精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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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濂溪先生日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本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 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 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 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故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 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

问：“心有善恶否？”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 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

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又曰： 学者要学得不错，须是学颜子。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所 守不约，泛滥无功。

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所造浅深则由勉与不勉也。

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

内重则可以胜外之轻，得深则可以见诱之小。

董仲舒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孙思邈曰：“胆欲 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可以为法矣。

凡人才学便须知著力处，既学便须知得力处。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

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一切事皆所当为，不必待著意， 才著意，便是有个私心。这一点意气，能得几时了？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个学是终身事。果能颠沛造 次必于是，岂有不得道理？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莫说道将第一等让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说，便是自弃。虽与不能居 仁由义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惟圣人之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则学坚固。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为学，忌先立标准。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仲尼绝四，自始...

伊川先生答朱长文书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心不通于道，而较古人之是非，犹不持权衡而酌轻重，竭其目力，劳其心智，虽使时中，亦古人所谓“亿则屡中”，君子不贵也。

　　问：“忠信进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难。”伊川先生曰：“学者固当勉强，然须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觑却尧，学他行事，无尧许多聪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如子所言，是笃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顺理事，本亦不难，但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难也。知有多少般数，煞有深浅，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将去也。某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觉得意味与少时自别。”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

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得便会贯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思曰睿。”思虑久后，睿自然生。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别换一事思之， 不可专守著这一事。盖人之知识，于这里蔽著，虽强思亦不通也。

问：“人有志于学，然知识蔽固，力量不至，则如之何？”曰：“只是致知。

若智识明，则力量自进。” 问：“观物察己，还因见物反求诸身否？”曰：“不必如此说。物我一理， 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又问：“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思曰睿”，“睿作圣”。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

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 学者先要会疑。

凡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当思其如何作为，乃有益。

凡解经不同，无害；但紧要处不可不...

或问：“圣可学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请 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 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伊川先生曰：阳始生甚微，安静而后能长。

不能动人，只是诚不至。于事厌倦，皆是无诚处。

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学者必时其动静，则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

今人从学之久，不见进长，正以莫识动静，见他人扰扰，非关己事，而所修亦废。

　　由圣学观之，冥冥悠悠，以是终身，谓之光明可乎？敦笃虚静者，仁之本。不轻妄，则是敦厚也；无所系阂昏塞，则是虚静也。此难以顿悟，苟知之，须久于道实体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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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熹）

凡义理根原，圣学体用，皆在此编。（江永）

《近思录》为我国*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

书籍介绍

《近思录》的编订是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夏天，编订者是朱熹和吕祖谦。朱熹和吕祖谦相约，在福建建阳的寒泉坞相见，共读北宋五子之书。由于对内容早已捻熟于心，所以只用了十天时间，不仅全部条目基本选定，而且条列了卷次，写定了各卷标题。